笔者认为，钢铁行业应理性看待兼并重组，减少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兼并重组的效果不确定性更大。相较于内涵式增长，兼并重组呈现大开大合特征。内涵式增长主要是企业内部各类资源的整合，运营模式本身很少发生变化，复制性、可控性强。如果套用资本市场估值评价体系，属于标准的1倍PB估值（即市净率，计算公式为公司市值/净资产）扩张。兼并重组则完全是整合外部资源，被整合对象往往面临运营管控模式的变化，可控性弱。同时，收购估值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折价收购，PB估值低于1，整合超预期，则被整合对象的盈利和估值双提升；反之如果溢价收购，PB估值高于1，整合不及预期，则面临盈利和估值“双杀”。

二是兼并重组改变不了钢铁行业的重周期属性。钢铁行业是周期性较强的行业。即便供给端集中度较高，供给弹性较大，但在遭遇需求大幅下行时，行业盈利仍会大幅承压。2022年以来的钢铁行业便是如此，随着房地产行业景气度大幅下行，建筑类钢材需求大幅下降，虽然制造业用钢需求仍有增长，但行业还是从之前的盈利状态陷入微利亏损。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供给格局更优的水泥行业上。不过，简单对比水泥行业和钢铁行业的表现可以发现，房地产行业下行对水泥需求的冲击要大于钢铁，水泥行业盈利下滑的幅度却小于钢铁，这说明，通过提升产业集中度，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增强行业抗风险能力。

以国别来论，即便是经过兼并重组，日韩和部分欧洲国家钢铁产业集中度已然很高，龙头钢企对其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很强，但也无法实现盈利的持续稳定。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单一国别的高集中度并不能抵御全球市场变化带来的冲击。

三是集中度提升可能需要经过多轮兼并重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此前，全球最大产钢国最大生产规模不过2亿吨，但中国将这一上限提升至超10亿吨，而单一钢厂有效规模并未提升，全球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单体超过2000万吨产能的钢厂。这意味着要达到同样的集中度水平，中国要进行更大规模、更多轮的兼并重组。

四是不同兼并重组推动者的路径选择有所不同，没有普适性模板。中国钢铁行业不仅规模大，而且参与者类型多样，既有自1949年就存在的国企、央企，又有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民企，还有一些经过多次身份变更的钢企。在进行兼并重组时，国企、央企自上而下的特征更为明显，如宝武和鞍钢的一系列整合便是如此。而民企推动整合时更多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如建龙集团进行的多数是小而美的整合。中信特钢早期是乡镇企业，后变成为中外合资企业，再成为国企，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开展的一系列整合更多是从产能、布局、品种扩张角度出发。可见，兼并重组并没有完全相同的“套路”和模板，不同主体会有不同的出发点和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