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需求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面对国内经济运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需求不足，基于全球与中美经济运行逻辑的转变，扩大国内需求能够部分对冲美国需求份额的损失，增加中美关税谈判的筹码，促使微观主体跳出“内卷式”竞争的陷阱，从低水平均衡提升至高水平均衡，增强各方的获得感。

扩大国内需求，也是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核心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2024年首提“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且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为谋划2025年经济发展及未来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用提供了行动指南。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加深，特点是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其缘由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特朗普2.0”时代的扰动，将导致未来出口承压明显。

从出口看，自新冠疫情后，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在低位徘徊。2020年—2023年，净出口对实际GDP增长分别贡献了0.6个百分点、1.9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0.6个百分点。研究表明，以出口关税弹性方法简单测算，若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在不考虑转口贸易对冲的影响下，或将降低中国出口2.5个百分点~3.7个百分点，进而拖累我国GDP的增长。

从投资看，横向比较，依据工银国际研究，全球平均水平1%的投资增长可带动0.03%的经济增长，而中国1%的投资增长可以带动0.151%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过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0.252%的水平。纵向比较，2023年全国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为28.917%，共计贡献了1.5个百分点，是自2001年以来的历史第三低位（仅高于2021年的19.81%和2015年的22.6%）。显然，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过度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消费看，美、日等国每1%的消费增长可分别驱动0.658%、0.717%的经济增长，而我国每1%的消费增长仅驱动0.409%的经济增长，因此，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仍有巨大的空间。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可持续运行的内在要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是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目前，经济运行困境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费和投资需求），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才是根本之策。因此，要千方百计保障与增加居民收入，重点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包括对失业大学生的补助、对农村老人群体的补贴、优化生育环境等。

二是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通过落实“两新”政策，推动大宗商品消费持续扩大，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保障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能力有效释放，进一步提升产能利用率、投资收益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支持和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等，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

三是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我国有近3亿居民参与了股市投资，超六成的居民财富为房地产，若楼市、股市持续走低，导致财富负效应、财富缩水、预期降低，将影响经济下行。因此，要稳住楼市，就要打出“组合拳”，即实施“四个取消”（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实施“四个降低”（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实施“两个增加”（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扩大房地产“白名单”项目），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对资本市场，加强和改善市场预期管理，着力稳资金、稳杠杆、稳预期，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四是着力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增加民生保障的支出比例。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资金主要来源为个人与企业缴费，增加了居民的谨慎性、预防性储蓄，降低了消费能力和倾向。因此，应适度增加福利性财政支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五是完善优化供给与消费结构。目前，我国商品消费呈现“整体升级、局部降级”的变化趋势，居民需求从生存型消费逐步进入到发展型消费；服务消费则处于消费升级阶段，消费潜力大，尤其是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教育、金融服务等服务性消费要重点发展。因此，要保障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强服务消费动能，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和强化政策保障等，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六是财政、货币政策要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存在重投资、轻消费的结构性偏差。为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方向应实现重心转换，由更多偏向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并重，形成“政府刺激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政府要从建设财政逐步转向建设与民生并重、保证民生支出占比上升的态势。随着各项政策举措的持续发力，居民收入有望持续增加，消费者信心将不断增强，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