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钢价格协调机制”成盈利法宝

上半年，面对钢材市场供给强于需求的现状，冶控集团按照钢协“三定三不要”经营原则，主动限产、内部挖潜、提质增效：实现钢材产量402万吨，同比下降约6%；钢材含税均价为3850元/吨，降幅约2.3%；缴纳税收13.5亿元，实现利润9000万元。

“上半年对任何钢企都是艰难的考验，能够实现盈利得益于冶控集团的一些特殊举措与优势。”周志东表示。

从下游看，钢材需求相对旺盛。四川山地多，整体用钢量大，且以高强抗震建筑钢材为主。据统计，四川地区钢材需求总计约4000万吨，产能仅3200万吨，因此，须净输入钢材800万吨左右，钢材需求相对旺盛。近来，四川省再次公布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进一步推动“钢需”增长。

从上游看，废钢等原料采购价格相对稳定。“今年初以来，我们分区域、分领域先后召开废钢定价机制协同会议3次、钢材市场协同会议8次，为稳定废钢资源供应和钢材市场价格稳定提供保障，也保证了盈利空间。”周志东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

冶控集团拥有1149万吨电炉钢产能，占四川省电炉钢产能的80%，所采购废钢量占据全省废钢采购总量的85%，因而在西南市场具有废钢定价权，定价机制还可能影响整个西部乃至全国。

“为敏锐洞察市场变化，确保原料端价格稳定，冶控集团今年制订了‘螺废差’指数，确保螺纹钢与废钢的价差在1200元/吨以上。”周志东表示，这一指数通过期现联动，为四川、云南、重庆三地的9家短流程企业提供了更加公平合理的采购依据。

为确保效益，冶控集团还坚持以效定产、避峰生产，通过缩短生产时间或直接采取停检修等措施，降低区域供应量，缓解供需失衡。

“今年初以来，四川省内钢铁企业已达成多轮减产协议。以冶控集团为例，上半年，我们电炉企业每天仅生产13~18个小时。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后（7月1日—8月15日），我们生产时间更是缩短到每天11个小时。”周志东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冶控集团还通过加强能耗等各项生产指标对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电炉钢产量占比不增反降的四点原因

今年5月份，国务院印发的《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力争提升至15%”。但自2021年后，我国电炉钢发展似乎遭遇瓶颈，占比不增反降，2023年降至9.7%。这一占比与28.2%的全球平均电炉钢产量占比差距较大，美国、印度等国的占比更是达到69.0%、54.2%。

对此，周志东分析了几点原因。

其一，受我国发展阶段所限。长流程逐步转向短流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当前的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

其二，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当前，我国废钢的供应量尚不能支持电炉钢厂大量应用废钢，“反向开票”政策的实施将推动废钢铁行业的规范经营和健康发展。“希望税务部门抓紧出台‘反向开票’的具体细则，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周志东建议，比如可以把小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从5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

其三，当前发展短流程钢难言优势。一是，在废钢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当前70%废钢资源进入长流程，加之废钢进口量较低，导致短流程企业废钢资源供应不足、价格较高。二是，“绿钢”产品在市场价格上没有相应的体现。“要对‘绿钢’产品明确定义，到底吨钢含碳量多少算‘绿钢’，还要对‘绿钢’产品有合理的定价机制。”周志东举例道，如美国将短流程钢视为“绿钢”，市场价格较长流程钢高出100美元/吨左右，而我国没有相应的价格机制，难以形成示范效应。

其四，受“电炉钢工艺限制钢材品类”的固化思维影响。当前，业内仍普遍认为，转炉生产品种钢的能力强于电炉，但周志东认为这种观点带有偏见。“其实电炉企业通过加强对入炉废钢的分类管理和合理的配料，如加大自产废钢和搭配直接还原铁等措施，可以解决所谓的杂质问题。现在很多军工用钢、航空航天用高温合金等高质量特钢都是电炉生产的。”周志东强调。

根据钢协调研数据，优特钢产品占我国电炉钢产品的25%左右。冶控集团产品中，优特钢占比20%，周志东表示，未来这一占比还将大力提升。

建议合规全废钢电炉企业不限产

《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鼓励有条件的高炉—转炉长流程企业就地改造转型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今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钢铁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中再次提出，积极发展新型电炉装备，在符合节能降碳、环保、产业等政策条件下，加快推动有条件的高炉—转炉长流程炼钢转型为电炉短流程炼钢。

周志东认为，应当在政策的指引下，“一加一减”推动电炉短流程炼钢的发展。

一方面，在支持电炉短流程炼钢发展上要“加”。

近年来，国家支持电炉钢发展的政策不断，如江西、四川、河南、广西等地将短流程炼钢不再纳入“两高”项目；今年6月份，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电弧炉短流程炼钢等被列入西部地区新增鼓励类产业等。“各地均在积极探索实施短流程炼钢与长流程炼钢差异化管理，但在落地层面仍需有力举措。”周志东表示。

在他看来，今年初以来，有两项政策对于破除废钢、电力等制约发展的瓶颈因素大有裨益，政策红利亟待释放。一是“两新”政策出台，汽车、机械、家电等产业以旧换新政策落地，将带来废钢资源的增量，保障电炉钢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供给。二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全国电力统一大市场”，将有效满足全国各地用钢需求，优化电力成本、增强市场灵活性、强化绿色电力消纳，有助于解决电炉钢发展面临的“工业电价高”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高炉—转炉长流程生产上要“减”。

“推动长流程减产，一方面要有区别地精准制定控产政策，另一方面要在碳配额分配等政策制定时有所考量。”周志东强调。

《钢铁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提出，逐步建立健全基于效益、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的钢铁产量调控政策。基于此，周志东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限产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炼钢工艺、装备水平、市场需求、经济效益等实际，避免“一刀切”简单摊派。“一是合规全废钢电炉企业可自行组织生产；二是达到超低排放A级的企业可自行组织生产；三是减少进口铁矿石数量，从源头上控制产量，提高产量调控的作用和效果。”周志东补充道，也可借鉴国际上通过资本介入开展兼并重组的方式，化解过剩产能。

针对钢铁行业即将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趋势，周志东认为，在核定钢铁企业碳配额时要更加精准。“碳配额要有意识地向全废钢电炉短流程企业倾斜，这样才契合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短流程炼钢的产业政策。同时，国家出台钢铁行业的碳交易平台和碳税征收办法，可探讨与欧美碳税征收标准接轨。”他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