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产业历经百年奋斗，实现了从产能短缺到全球领先的历史跨越。通过战火中的艰难重建、计划经济时期的体系构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腾飞，再到新时代的高质量转型，我国连续28年稳居全球钢铁生产和消费第一位，“高精尖特”产品大批涌现，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钢铁产业的成功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中国方案。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国家存亡、民族解放与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联系。钢铁作为现代工业的基础，不仅关乎军事装备的制造，更决定着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国防安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东北作为殖民地，为掠夺中国的铁矿资源，控制了鞍山铁矿和孙阳弓长岭铁矿，成立了鞍山制铁所（鞍钢前身）、本溪煤铁公司，并在沈阳、大连、抚顺新建钢铁厂。1945年，鞍山共有9座高炉，生铁生产能力为196万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增扩建石景山炼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等炼铁和炼钢厂。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将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等设备迁至四川巴县大渡口，建立钢铁厂以支撑战时需要。民间资本也在云南、四川等地建设小型钢铁厂，但受技术、资源限制，产能较低。

1943年，党中央要求陕甘宁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形成了大砭沟炼铁厂、甘泉县贺龙铁厂、西北铁厂等。1948年1月，中共首个自主建设的故县铁厂（今首钢长治钢铁前身）炼出第一炉铁水，突破根据地灰口生铁生产技术。随着战争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接管阳泉矿务局铁厂、进和商事株式会社、大连大华矿业株式会社、鞍山钢铁公司、本溪湖煤铁公司、唐山制钢厂、华中钢铁公司等东北、华北、华中地区的十余个日伪和国民党遗留企业，奠定新中国钢铁产业基础。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工业部门残缺不全，许多产品不能自己生产，完全依赖进口。毛泽东指出，“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凸显了钢铁工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在这一时期，钢铁工业成为新中国打破工业封锁、实现自主工业体系建设的核心支柱。

“一五”计划期间，钢铁产业成为建设重点。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中，钢铁产业有7项。特别是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基地的兴建，对钢铁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新建武钢、包钢、北满钢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热河钒钛厂的同时，改扩建了鞍钢、本钢、大冶钢厂、太钢、唐钢等近20个企业，钢铁产业的发展水平实现突飞猛进。1972年，我国钢产量达到2338万吨，比1970年增长31.4%，阶段性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超英赶美”目标——用15年时间（1972年），钢产量与英国并驾齐驱。

“二五”计划时期，冶金工业部提出，钢铁企业不一定是越大越好，除中央办一些大的钢铁厂以外，还要用很大的力量帮助地方办一些中小型的钢铁企业，推动形成钢铁产业“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其中“三大”是指“一五”时期已经开始建设的鞍钢、武钢、包钢三大基地。“五中”是指在太原、重庆、北京石景山、马鞍山、湘潭五个有发展前途的地区建立年产30万~100万吨的中型厂。“十八小”是规划在邯郸、济南、新余、南京、柳州等十八个城市建设年产10万~30万吨的小型厂。“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布局是中国钢铁产业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双方积极性的具体行动。

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主张以地理位置划分区域，提出将生产力向西南、西北地区等“大三线”地区移动，重点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为中西部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随着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钢铁企业的建立，我国的钢铁产业规模不断扩大。1977年，钢铁企业已达到984个。相比1949年，生铁、粗钢、成品钢材的产量均实现一百倍以上的增长，并支持下游工业的迅猛发展，支撑了红旗牌轿车、解放牌卡车、首架国产喷气式飞机、万吨远洋货轮等产品相继问世，弥补我国工业发展的多项空白。

尽管经历了曲折，新中国还是只用20多年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钢铁产业作为基础性支柱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后，钢铁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扩大产能、优化结构，推动中国迈向世界钢铁大国之列，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和民生改善奠定了关键的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认识到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机制和技术装备的重要性，新建了宝钢、天津无缝钢管公司等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并对其他钢铁企业实施了一系列重点改造，使中国钢铁产业的管理机制及技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市场经济法规与制度体系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全面接轨，降低钢材进口关税和彻底取消对进口钢材的数量限制，我国钢铁产业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2006年，我国钢材实现净出口2450万吨，结束了1949年来连续57年钢材净进口的历史，实现了由净进口国向净出口国的历史性转变。

从计划经济、承包经营责任制，再到利税分流，价格放开，广大钢铁企业从实际出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走上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焕发了全新生机与活力。如，首钢作为首批国企改革试点，率先实施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承包制，开创了全员承包模式；1994年首钢实施集团化改革，构建“母子公司”体制，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邯钢坚持市场导向、分类管理，创立并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即：以产品的市场售价为起点，逆向核定各工序的目标成本。对于盈利产品，通过对标国内先进水平提升利润；对于亏损产品，通过成本控制扭亏为盈；将无法降本的产品直接停产，形成典型的“邯钢经验”。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扩大的内需激发了钢铁产业的发展。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跻身世界钢铁大国的行列。“量”的增长已经实现，面临突出问题是钢材品种和结构优化问题，特别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铁产品还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需要高度依赖进口。钢铁产业迅速开展转型，由发展数量规模为主，向调整、优化结构为主转变，提高综合竞争力。为满足汽车、机械、电力、造船等行业的发展需求，钢材生产迅速调整产品结构，钢材的品种和质量显著改善，板管带材比例、合金和低合金钢比例不断提升，并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短缺品种。从布局来看，钢铁企业逐渐向沿海、沿江地区和靠近下游应用消费的区域布局。2010年，沿海、沿江地区的产能已占到钢铁总产能的26%左右。结合城市功能的调整，首钢、重钢等企业搬迁基本完成，中国钢铁产业的布局明显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全世界产业链最完备、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钢铁生产体系，钢铁产业成为中国工业中最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钢铁产业已由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稳增长、控总量、调结构、促转型的深度调整阶段。

相较于发达国家钢铁业的高集中度，我国钢铁业仍处于过于分散状态。通过推动钢铁龙头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为推动钢铁行业集中度提升起到破局性的引领作用。原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为中国宝武集团，成为全球第一大钢企。中国宝武先后与马钢集团、太钢集团、新钢集团、中钢集团、新余钢铁、山东钢铁等多家钢企实施联合重组、战略投资，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钢铁材料供应商。鞍钢与本钢整合成立鞍本集团，跃居国内第二大、世界第三大钢铁企业。中信泰富特钢控股天津钢管、重组南钢，携手打造全球最大专业化特钢企业。前十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34.2%上升到2024年的52.8%，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地位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高。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钢材市场需求回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亏损面和亏损额不断扩大。面对行业困境，我国积极推进钢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实施《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等“去产能”政策，有效引导钢铁产业去除无效产能、全力打击“地条钢”。2024年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平均利润率达到5.3%，比2016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行业正朝着更加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钢铁企业着力开展高端钢材的研发，突破一批标志性成果。高牌号取向和无取向硅钢、高档不锈钢等高端钢材产品开发和新材料研制不断取得突破，支撑了国防军工、大国重器和重大工程建设。如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攻克技术难关，制造出极限规格的耐腐蚀冷轧热成型钢；太钢集团自主研发的海上光伏支架用超耐蚀、高强度且高性价比的TOPS不锈钢材料，实现全球首发并迅速开启批量供货模式。核心装备自主化同步推进，基本实现了焦化、造块、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等主要工序主体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大型冶金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面临资源紧张、需求增速放缓和绿色低碳转型等多重挑战，钢铁产业传统粗放式增长难以为继，“求智、求绿”成为行业共识。在智能化方面，中国宝武、沙钢、南钢等企业建立了一批“黑灯工厂”和智能车间，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工厂入选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唐山与百度智能云共建钢铁行业大模型，通过深度学习算法与工业软件融合，让“经验炼钢”升级为“AI炼钢”，每炼1吨钢可节省成本约30元。在绿色化方面，重点钢铁企业响应号召、积极行动，谋划企业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路线和实施方案，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推行清洁生产和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建成了一大批花园式工厂、清洁生产环境友好型工厂、4A级工业景区，绿色发展取得明显进步。

在全球钢铁行业面临产能过剩、低碳转型及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钢铁企业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海外并购与战略合作，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河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打造中东欧产能合作标杆。敬业集团并购英国钢铁，建龙、德龙、青山钢铁等在马来西亚、印尼建设生产基地。中冶赛迪承建的越南河静钢厂实现中国千万吨级绿地钢铁系统全产业链输出，带动大型高炉技术及装备成套出口。

在钢铁产业发展过程中，既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注重政府的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使得市场经济更好融入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推动民营钢铁企业规范化发展。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科学调控钢铁产能，实现了行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钢铁产业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准确把握了国民经济发展各阶段的重大需求变化，通过加快产品与产业转型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物质生活的需要、对地区经济繁荣的需要、对优质就业机会的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保障了优质建筑钢材供应；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及时向汽车板、硅钢片等高端产品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满足了制造业升级对高端钢材的需求。

不同于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国多次提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发展思路。钢铁产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提升绿色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吨钢综合能耗持续降低。主要企业普遍实现废水零排放，余热、余压、余气综合利用率不断提升。通过工艺流程优化和设备升级，全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环保水平显著提高。

工业的智能化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新动力。钢铁企业抢抓发展机遇，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普遍建立了智能制造平台，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管控精细化。通过应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了生产工艺流程的智能化水平。技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END